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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购？

    加重田税？

    还是从源头上切断世家大族的特权？

    这些问题，没有一个是靠背几句圣人语录就能回答的。

    李易放下笔，走到院子里，站在老槐树下。

    他想起自己在蜀州的时候，跟着程夫子读书，程夫子给他讲过很多民间的事情。

    田租有多重，赋税有多少，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一年能收多少粮食，要交多少给地主，剩下的够不够一家人吃。

    这些数字，程夫子一个一个地给他算过。

    他想起在来长安的路上，看见的那些流民。

    衣衫褴褛，面黄肌瘦，拖家带口，不知道要走到哪里去。

    一个中年男人背着老母亲，走了几百里路，老人的脚都磨烂了，脓血糊在草鞋上，结了痂又磨破。

    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瘦得皮包骨头，蹲在路边的水沟里喝水，看见李易经过，抬起头冲他笑了一下，露出缺了两颗门牙的嘴巴。

    那些画面，他忘不掉。

    所以他写那道策论的时候，笔下有东西。

    不是空洞的议论，不是堆砌的辞藻，而是一个一个真实的画面，一个一个具体的数字，一个一个可行的方案。

    他知道周道衡想要什么。

    但大多数举子不知道。

    这不是他们的错。

    是这个时代的错。

    一个把诗词歌赋放在经世致用之学上面的时代。

    一个推崇“风花雪月”胜过“国计民生”的时代。

    一个让读书人把最好的年华花在吟诗作对而不是了解民间疾苦上面的时代。

    周道衡要踩的，就是这脚刹车。

    三月初九入场，三月十二出场。

    当贡院的大门再次打开的时候，数千个举子从里面涌出来，像是被洪水冲出来的泥沙。

    有人喜形于色，有人面如死灰，有人一言不发地钻进马车，有人蹲在墙角嚎啕大哭。

    更多的，是沉默。

    那种沉默不是平静，而是绝望。

    一种知道自己已经完了、却还不知道该怎么面对未来的绝望。

    朱青山走出贡院的时候，脚步虚浮，脸色苍白。

    他找到李易，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李易拍了拍他的肩膀，没有问考得怎么样。

    有些问题，不需要问。

    夏振邦倒是精神还好，虽然也瘦了一圈，但眼神里还有光。

    他走到李易身边，低声说了一句，道：“策论那道题，我写的是盐政。”

    李易点了点头。

    “你呢？”夏振邦问。

    “土地兼并。”

    夏振邦愣了一下，然后苦笑了一下，道：“你倒是敢写。”

    李易没有回答。

    三个人并肩走出广场，沈拓带着侍卫迎上来，把他们送回了保宁坊。

    当天下午，会试的题目就传遍了长安城。

    茶楼酒肆里，举子们聚在一起，议论纷纷。

    “《论语》那道题，你们是怎么破的？”

    “策论那道题，你们写了多少字？”

    “我觉得今年的题目比往年简单啊，怎么我越写越没底？”

    说“简单”的那个人，很快就被周围的人用目光杀死了。

    但说句公道话，题目确实不难。

    难的是——它太“实”了。

    实到让那些习惯了写空话套话的举子无从下手，实到让那些只会吟诗作对的才子原形毕露，实到让那些靠着家世混进考场的世家子弟连题目都读不懂。

    “土地兼并？”

    赵国公的嫡孙崔瀚从贡院里出来之后，把自己关在书房里整整一天没有出门。

    他的跟班在门外听见里面传来摔东西的声音——砚台、笔洗、茶杯，一样一样地砸在地上，碎得稀里哗啦。

    到了晚上，崔瀚终于打开了门，脸色铁青，一言不发地走到院子里，站在那棵他亲手种的海棠树下，站了很久很久。

    他的父亲，吏部侍郎崔仲明，站在远处的廊檐下看着儿子的背影，眉头皱成了一个解不开的结。

    “去查。”他低声对身边的管家说，道：“查一查今年的策论题，到底是谁出的。”

    管家应了一声，转身去了。

    但崔仲明心里清楚，这道题是谁出的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它出现了。

    在这个节骨眼上，在周道衡当主考官的这一年，在皇帝钦点周道衡的这一刻，这道题出现了。

    这不是巧合。

    这是信号。

    同样的信号，也被长安城里其他世家大族的家主们捕捉到了。

    安邑坊的深宅大院里，又一场秘密会议在进行。

    “土地兼并。”

    一个头发花白的老者坐在上首，声音低沉而凝重，道：“周道衡这是在敲山震虎。”

    “他敲的是山，震的是谁？”另一个人问。

    老者没有回答，但所有人的目光都交汇在了一起。

    他们心里都有答案。

    震的是他们。

    这些世家大族，哪一个手里没有几千亩几万亩的地？

    哪一个没有用各种手段兼并过小民的土地？

    哪一个不是靠着土地撑起了家族的根基？

    周道衡让举子们“论土地兼并之弊与治之之道”。

    等于是在指着他们的鼻子说——你们就是国家的毒瘤。

    更可怕的是，这道题不是周道衡一个人的意思。

    他再大的胆子，也不敢在会试这种国家大典上，擅自出一道这么敏感的题目。

    这背后，一定有皇帝的意思。

    这个猜测，让所有人都后背发凉。

    皇帝要动土地了？

    皇帝要对世家下手了？

    还是说，皇帝只是在试探？

    没有人知道答案。

    但所有人都知道一件事——风向变了。

    那些在朝堂上呼风唤雨了几十年的文官大佬们，第一次感觉到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危机感。

    这种危机感，不是来自某个人、某道奏疏、某项政策，而是来自一种更深层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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